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长短期趋势与结构性变化成为不少宏观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熊奕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供给侧来看，过去一年间，国际社会对中国创新能力和全球经贸体系竞争力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一个最直观的例证是“DeepSeek时刻”这一表述的广泛传播，“它反映出人工智能作为未来关键科技领域，中国在其中展现的追赶速度已超此前预期。”熊奕表示。 熊奕还透露了一项从微观角度的观察，在北京某顶级学府，早年间专业偏好度较低的理工类如今已成为热门专业，“整个变化其实集中发生在过去五年里，稀缺的资源正被配置到需要的领域，其中，人才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除人才要素外，市场环境和供应链支撑同样对竞争力的形成发挥着关键作用。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及其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的领域无疑是未来最重要的竞争赛道之一。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的显著加速，恰始于2024年第四季度前后，这与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预期出现拐点的时点基本吻合。”熊奕表示。 在他看来，未来五年的一个重要主题与前述创新议题紧密相关：尽管中国已涌现出大量具有强劲创新能力的企业，但还有一个挑战是，其中有些企业的盈利能力并未随创新同步提升。这反映出，当前整体经济环境对高创新企业的回报机制仍有改善空间。而“反内卷”政策正是对这一结构性挑战的积极回应，旨在通过优化市场竞争生态，使创新能力强的微观主体获得更合理的回报。 当前各方讨论普遍认同“反内卷”的政策方向，但对其实施路径与挑战存在不同解读。许多人将其与十年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比较——两者在宏观层面确有相似之处，如产能利用率偏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处于负区间等。 然而，熊奕认为，“反内卷”与此前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差异在于：上一轮改革所针对的钢铁、煤炭等行业，主要面临的是需求周期性收缩与前期过度投资导致的供给过剩；而本轮“反内卷”的典型代表如汽车行业，则呈现出“需求持续增长与行业利润率下降并存”的新特征。 熊奕认为，解决之道或许在于推动市场竞争从“非稳态”向“稳态”过渡。他建议，在放宽准入、激发活力的基础上，接下来更需要畅通退出与整合机制，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或龙头企业整合，使行业集中度逐步回归合理水平。 转向需求侧分析，熊奕认为，内需与外需各有侧重。就内需而言，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尤为关键。通过分解消费结构可以发现，中国居民在实物消费方面的支出已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尤其是在“以旧换新”等政策推动下已迈上新台阶。然而，服务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仍在较低水平。 “中国居民在三大服务领域的支出尤为不足：娱乐休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若能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将对扩大服务消费、提振整体内需产生重要推动作用。”熊奕进一步表示。在外需层面，企业“出海”在未来五年仍然是一个重大趋势。
